【文章精选】张书维、谭小慧、梁歆佚、朱亚鹏丨“助推”生育政策：信息框架影响生育意愿的调查实验研究丨2021年第1期

“助推”生育政策：信息框架影响生育意愿的调查实验研究

张书维 谭小慧 梁歆佚 朱亚鹏

PAPR

【摘要】当前我国已迈入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提高生育水平成为当务之急。在其他宏观或客观因素短时间内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助推”作为一种全新的行为公共政策干预工具，或能另辟蹊径，为提高生育意愿打开局面。本文遵循“助推”思想，通过两个调查实验(N=277+556)，探索信息框架(包括政策框架与新闻框架)对于生育意愿的助推机制。研究发现:相较于“失而倍得”政策框架，“得而不失”政策框架更有助于提高生育意愿;新闻框架调节政策框架与生育意愿的关系，家庭导向的宣传立场相对于国家导向的宣传立场，能够更显著地增强政策框架对生育意愿的作用。“落袋为安”的政策框架效应与“家庭导向”的新闻框架作用给完善生育政策、鼓励生育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关键词】生育意愿；生育政策；政策框架；新闻框架；助推

【作者介绍】张书维：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谭小慧：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e-mail]；梁歆佚：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e-mail]；朱亚鹏（通讯作者）：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

【引用格式】张书维,谭小慧,梁歆佚,朱亚鹏.“助推”生育政策:信息框架影响生育意愿的调查实验研究[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1,10(1):42-54.

【文章结构】

一、问题提出

二、研究假设

（一）政策框架与生育意愿：主效应

（二）新闻框架：调节效应

三、实验1：政策框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一）方法

（二）结果与分析

四、实验2：新闻框架对政策框架效应的调节

（一）方法

（二）结果与分析

五、总讨论

（一）政策框架主效应——“落袋为安”

（二）新闻框架的调节——“家庭导向”

（三）人口学变量的影响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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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人口是人类存续的根基。人口问题关乎国计民生，人口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及国家安全。其中，人口数量又是基础的基础。人口衰退、老龄化和超低生育率构成了21世纪的人口危机；生育率的长期低迷则是导致前两者的直接原因[1]。近年来，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和生育率不容乐观：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仅为10.94‰，2019年则进一步降至10.48‰，连续创1949年以来新低[2]。显然，出生人口的下滑态势并未随着2016年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而有所缓解。另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总生育率已由1960年的5.76‰下降到2018年的1.69‰，远低于2.1‰的正常人口更替生育率，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率1.67‰的水平。与此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则前所未有。为了应对过快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所带来的人口危机和社会危机，提高生育水平成为当务之急。

生育意愿是人们在生育行为上的愿望与追求，是衔接生育政策到生育水平的关键指标。一般而言，个体的生育意愿先转化为生育行为，再聚集成人口的生育水平[3]。全国性的调查显示，2010—2018年，中国民众的平均生育意愿（即理想孩子数）基本维持在1.7～1.9个，一直处于低迷状态[4]。积极生育意愿不一定能实现，但消极生育意愿（即不想生或不打算再生）却容易成为现实[5]。因此，生育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生育率，是制定相关公共政策的参考与依据[6]。研究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是准确预测人口发展形势的重要前提，对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生育意愿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主要包括结构性因素（如社会经济、制度、文化和宗教信仰）、心理因素（如生育动机、期望）、生理因素（如基因）和人口学因素（如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等[1]。在其他宏观或客观因素短时间内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从心理因素着眼，以行为干预为手段，或许能够打开局面。“助推”（nudge）作为一种全新的行为公共政策干预工具，在对政策使用者心理的精准把握的基础上，创设特定情境，改变特定条件，让人们做出更好的决策[7，8]。助推的本质在于既不必取道行政命令，也无须借助经济杠杆，而是通过提供简约且低成本的选择架构（choice architecture），使人们的行为朝着预期的方向改变[9，10]。过去十年间，公共政策和行政领域经历了行为转向；世界范围内英国、美国、德国、荷兰、瑞典、法国、丹麦、澳大利亚等50余国政府都已尝试成立相关部门或从国家层面发布将行为科学引入政策实践的倡议，支持采用助推及行为洞见（behavioral insights）来制定更有效和低成本的公共政策[11，12]。中国虽未成立专门的行为科学机构，但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亦有类似助推的实践[13]。鉴于针对生育意愿的传统政策干预往往事倍功半，本文另辟蹊径，探索是否存在以小拨大的“助推”工具可以鼓励生育?换言之，能否运用某种助推策略（即框架效应）对人们的生育意愿产生积极影响?

二、研究假设

 （一）政策框架与生育意愿：主效应

政策工具的分类，通常有两种：其一根据“政府介入公共物品与服务提供的程度”分为：强制性工具（如立法、行政命令等）、自愿性工具（如通过家庭、社区、市场来实施政策）和混合性工具（介乎二者之间）；其二依据“政府拥有的资源”把政策工具分为四类：信息类工具、财政类工具、权威性工具、组织性工具[14，15]。助推固有的非强制性决定了使用它作为政策工具时必须立足信息为本来发挥作用；因此，助推可谓自愿性的信息类工具。落脚到公民行为改变，助推成为“胡萝卜型”“鞭子型”“说教型”之外的第四种政策工具[16，17]。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出发，可概括出三大助推策略：增加策略、减少策略和转换策略。增加和减少策略聚焦程序或信息的数量变化；转换策略则突破这一直线思路，在不改变政策含义的前提下，通过对现有政策的转变和调换来达到目的，主要存在框架效应、默认效应和心理账户的转换形式[18]。其中，默认效应转换选项，心理账户转换内容，这两者都带有一些强制执行的意蕴。而框架效应仅转换措辞，自由度、透明度更高，适用于对生育意愿的研究。

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源于Tversky和Kahneman针对“亚洲疾病问题”的开创性研究，揭示出一种个体决策及偏好会因信息的表达方式而发生变化的现象[19]。对于框架效应的心理机制及影响因素已经有了较充分的讨论[20，21，22，23]，框架效应当前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健康行为、广告营销和环境保护等方面[24]。本研究尝试拓展信息框架的应用领域，探讨信息框架（包括政策框架和新闻框架）和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

框架效应有三种代表性分类[25]：风险选择框架效应（risky choice framing effect）、特征框架效应（attribute framing effect）和目标框架效应（goal framing effect）。风险选择框架效应关注于当分别从损失或收益方面来描述某一风险信息时，个体承担风险的意愿会如何变化；特征框架效应关注于当分别从积极或消极方面描述某一事物或事件的关键特征时，个体对其偏好会如何变化；目标框架效应关注于当分别从实施或不实施某行为方面描述其与目标实现间的关系时，个体对实施该行为的意愿会如何变化[24]。三种框架效应中，以聚焦“得失”（gain or loss）的风险选择框架效应最为经典，“亚洲疾病问题”即属于此。故本研究的自变量——政策框架，也将从得失的角度去构建。

“政策框架”是指对于某种政策的不同设计与表述方式，分为“得而不失”框架和“失而倍得”框架。前者操作化为生育政策的描述让育龄人群可以得到货币奖励，后者操作化为生育政策强调育龄人群先失去一部分金钱，之后再双倍返还。必须指出，尽管给个体带来的主观感受不同，两种框架依然是客观“等效的”[26]，即政策内容在实质上基本相同，育龄人群最终获得的生育补贴数额是相等的，只是程序、措辞有所区别。“失而倍得”框架并不意味着存在损失的风险，而是先少取再多予。因此，可以把本研究中的“政策框架”视为传统得失框架的变式。

“得而不失”框架在人口政策中的应用体现为一次性奖励的鼓励生育政策，在欧洲国家被普遍采用。研究表明，这类政策对生育率的提高有积极作用[27，28]。与之相对，“失而倍得”框架，尽管也旨在鼓励生育，但由于需要先付出，基于得失情境下个体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的心理[29]，预期它对生育意愿的促进作用将由此被打折扣。这一点已从现实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印证：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2018年8月16日刊发了刘志彪和张晔的署名文章《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4，文中建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文章一经发表即引起舆论轩然大波5。从性质上看，生育基金制度类似实践中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属于一种对职工的“强制储蓄”。

由此得出本文的假设1：

H1：相较于“失而倍得”框架，“得而不失”框架更有助于提高生育意愿。

 （二）新闻框架：调节效应

一项公共政策想要广为人知，得到民众的接受和服从，离不开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新闻媒体可以通过操纵报道来影响官方、媒体本身以及大众之间的关系，在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尤其是议程设定阶段发挥重要影响[30，31]。媒体通过报道中的主流观点和价值导向来施加影响，而非仅仅取决于报道强度[32]。媒体通过解释和宣传公共政策，赋予政策特定意义，影响着公众对政策的理解。此外，媒体还能宣传政策来提高公众对政策的认同感，从而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33]。当某种表达范式潜移默化地形成惯例，人们就会不自觉地接受，并把它沉淀下来，使用这种认知方式作为自己认识世界的方法论[34]。因此，新闻框架，即“媒体对信息进行选择、强调和排除后形成的一种固定的认知、解释和呈现信息的方式[35]”，在人们对问题界定和关注以及政策方案的认知和理解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媒体可以操纵和描绘引起个人或群体注意的特定传播内容[36]，借助信息呈现的方式影响人们认知问题的方式[37]。因此，探讨政策框架如何影响生育意愿需要关注媒体报道的方式，即新闻框架。

新闻框架主要包含选择和凸显两个作用[38]。本文中“选择”新闻框架的内容是一致的，即鼓励生育的有关报道，但如何“凸显”这一内容是可以通过宣传立场的选择等方式进行设计。新闻报道中体现出的宣传立场可以被视为一种典型的新闻框架。宣传立场决定了信息倾向。有倾向性的信息通过突出议题的某个方面（如在本研究中表现为生育政策的利国或利民），可以改变人们对议题不同属性的权重[39]。不同的宣传立场也会对受众产生不同的影响。有研究发现人们更相信站在自身对立面说话的人，认为他们的话更具说服力[40]。在政策宣传中，站在国家立场的宣传相当于站在说服者自身的立场；而站在家庭（个人）立场的宣传至少摆脱了说服者自身的立场，更容易被受众接受。实验研究发现，当操纵了政策宣传立场，由国家立场的宣传框架转变为个人立场的宣传框架，能够显著提升民众对“延迟退休”政策的可接受性[41]。因此，政策宣传立场会对政策效果产生影响。

与新闻框架不同，得失框架是不同层面的信息框架。新闻框架关注宏观层面新闻工作者如何使用表述方式，以便使新闻中的信息和受众脑海中业已存在的基础图式产生共鸣[42]，而得失框架则强调从微观层面揭示个体做判断时，在认知和心理层面是如何使用相关信息和表述风格的。二者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呈现同一主题的信息，共同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考虑到不同宣传立场下，公众自我卷入的程度不同，家庭宣传立场下的影响是更为积极和明显的。此外，政策框架下的“得”与“失”均是对于个体而言，该框架的启动与鼓励生育的家庭宣传立场更加匹配。而生育与否也主要涉及个人和家庭的决定。

由此得到本文的假设2：

H2：新闻框架对政策框架影响生育意愿起调节作用：相较于国家立场框架，家庭立场框架下政策框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强。

为了揭示框架效应如何影响生育意愿，本研究拟通过两个独立的调查实验（survey experiment）依次检验以上两个假设。调查实验实现了调查与实验的有机结合，能够较好地兼顾研究的内外部效度[43]。在操作上，调查实验使用发放问卷的形式收集数据。有别于问卷调查，调查实验中研究者可以通过变量操纵形成版本各异的问卷，从而清晰地分辨不同水平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44]。相比于实验室研究，调查实验在情境启动方面则难度更大。因此，本研究取材社会现实中相关政策建议，用文本方式呈现实验情境以保证材料的“真实性”和被试的代入感。

三、实验1：政策框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一）方法

1.被试

联合国的人口统计中一般以15～49岁为妇女生育年龄。考虑到生育决策不只是妇女独自做出的，男性在生育话题、生育计划中同样拥有发言权；因此，实验被试的范围是：15～49岁，不分性别的个体。

通过网络滚雪球抽样的方式共发放问卷277份，收回277份。除去检验问题回答错误、不合常理的极端值、缺失值、被试不符合育龄人群年龄限制的无效问卷63份，剩余有效问卷214份，有效回收率为77.3%。其中，男35名，女179名；15～19岁23名，20～24岁72名，25～29岁39名，30～34岁21名，35～39岁14名，40～44岁16名，45～49岁29名。有一半（51.9%）被试集中在20～29岁年龄段，符合育龄人群的整体趋势6，这一年龄分布所带来的另一个客观结果是，学生被试占了相当比例（36.9%）。

2.设计、材料及程序

实验1为单因素的组间设计，被试随机分配至“得而不失”框架或“失而倍得”框架中的一种实验条件下。实验所用问卷共六部分，具体内容与施测程序简要介绍如下：

第一部分为指导语和背景介绍。

第二部分是生育价值观测量，用于启动被试的育龄人群身份，加强情境代入感。

第三部分是政策感知度测量与理想子女数前测，主要测量被试对现行生育政策、宣传口径的满意程度，以及对生育政策变化的敏感程度。

第四部分是自变量政策框架的主体操纵材料，以及相关测量题项。框架效应的应用关键在于选择适合的信息呈现方式，主要涉及语言和数量信息的表达[24]。因此，政策框架的设计在保证生育补贴数量不变的基础上，通过改变其发放方式来操纵“得”与“失”。被试被告知仔细阅读一段政府网站上关于生育补贴领取方式的政策公告。材料阅读后需回答用于自变量操纵检验和情境理解的题项，以确保被试有效接受了干预。

得而不失框架：于申请产假时一次性向用人单位申领生育补贴，具体数额为：生育时已参加工作月数×参加工作以来每月平均工资的1%。（例：假设您入职以来至生育时每月平均工资3 500元，若您在工作第60个月时生育，则您在申请产假时，除去产假期间应得工资外，还可一次性获得生育补贴3 500×1%×60=2 100（元）。

失而倍得框架：职工个人在职期间每月缴纳生育基金，缴费比例为：每月工资的1%。同时，职工所在单位每月以与员工缴纳生育基金1∶1的比例等额预存生育补贴，由用人单位上交有关人社机构统一进行管理；职工个人于申请产假时一次性申领生育补贴，具体方式为：返还入职以来至生产前，按月缴纳的生育基金，以及给付单位预存的等额生育补贴。（例：假设您每月工资3 500元，则每月需缴纳3 500×1%=35元。您于入职后第60个月申请产假，则除去产假期间应得工资外，还可获得返还的生育基金35×60=2 100元，以及单位为您预存的生育补贴3 500×1%×60=2 100元，共获得 4 200元）。

第五部分是因变量生育意愿的测量。

第六部分是被试的个人信息收集。

3.变量测量

政策框架一个题项，用于自变量操纵检验，“您认为上述生育政策的出发点主要是站在哪个角度?”0分表示“强调生孩子赚了”，10分表示“强调不生孩子亏了”，5分表示中立。

生育意愿一个题项，鉴于“理想子女数”是测量生育意愿的最常见指标[44，45，46，47]，且对于中国民众而言，还能够较好地规避现实政策（如计划生育）对作答的可能影响；进而起到“投射”的效果。本研究也遵循惯例，询问“如果不考虑生育政策和其他条件/若受该政策影响，您认为一般家庭有几个孩子最理想”。为排除被试固有想法对实验的干扰，保证结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本文将因变量定义为“理想子女数差值”，即被试阅读材料后的理想子女数减去阅读材料前的理想子女数。

控制变量为被试的性别、年龄、婚育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总收入、职业、工作年限、社会层次等人口学变量。其中需要注意的是选取有关生育率的收入变量时，家庭总收入变量要优于家庭人均收入变量[48]。因为一个家庭进行生育决策时，通常以家庭总收入作为参考依据，且家庭人均收入与子女数量有关，多子家庭显然人均收入偏低7。社会层次为与周围人相比的个体主观自评。

（二）结果与分析

1.数据检查

为控制调查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通过Harman单因素检验来排除[49]。将除检验问题外的所有变量放入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贡献率为24.312%，小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可认为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政策框架操纵的有效性通过比较得失两种框架下检验问题的分数来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得而不失框架组的分数（M=2.79，SD=2.030）显著低于失而倍得框架组的分数（M=7.03，SD=2.157），t（212）=14.724，p<0.001，Cohen's d=2.036，95%的置信区间=[1.701，2.367]。因此，本实验对自变量的操纵有效。

2.描述统计与变量间相关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理想子女数差值与政策框架显著正相关（r=0.339，p<0.001）。与此同时，理想子女数差值还与职业（r体制内=-0.229，p<0.01；r学生=0.156，p<0.05）、家庭总收入（r=-0.255，p<0.001）显著相关；在后文中，它们将作为控制变量进入回归模型，进一步揭示其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

3.政策框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为验证假设1，分别检验得失框架两组在理想子女数差值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得而不失框架（N=123）下被试的理想子女数差值（M=0.22，SD=0.763）显著高于失而倍得框架（N=91）下被试的理想子女数差值（M=-0.23，SD=0.598），t（212）=-4.667，p<0.001，Cohen's d=-0.645，95%的置信区间=[-0.922，-0.367]。因此，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干扰下，相比于失而倍得框架，受到得而不失框架影响的人们生育意愿更积极。假设1得到初步验证。

为进一步考虑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以理想子女数差值为因变量，政策框架为自变量，职业和家庭总收入为控制变量，采用OLS建模（见表1）。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政策框架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p<0.001），意味着控制住其他变量时，得而不失框架下理想子女数差值显著大于失而倍得的框架。结合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前者均值为0.22，后者均值为-0.23，理想子女数的一增一减证实了假设1：相比于失而倍得框架，得而不失框架对人们的生育意愿有更积极的影响。

第二，在家庭收入方面，回归系数为负（p<0.05），即家庭总收入越高，理想子女数差值越小，生育意愿越低。

四、实验2：新闻框架对政策框架效应的调节

（一）方法

1.被试

实验2进一步探讨新闻框架对于政策框架影响生育意愿的调节效应，检验假设2。为保持研究的一致性和可控性，实验2复制实验1的情境，即政策框架部分采用相同材料，且采用相同的抽样方法，面向15～49岁的育龄人群通过网络滚雪球抽样的方式共发放问卷556份，收回556份。除去检验问题回答错误、不合常理的极端值、缺失值、被试不符合育龄人群年龄限制的无效问卷124份，剩余有效问卷432份，有效回收率为77.7%。其中，男77名，女355名；15～19岁58名，20～24岁259名，25～29岁75名，30～34岁11名，35～39岁10名，40～44岁7名，45～49岁12名，大部分（77.3%）被试集中在20～29岁年龄段，符合育龄人群的整体趋势，这一年龄分布所带来的另一个客观结果是，学生被试占了相当比例（61.3%）。

2.设计、材料及程序

实验2为2（得而不失-失而倍得框架）×2（国家-家庭立场框架）的组间设计，被试随机接受四种组合下的一种刺激情境。实验方法与程序同实验1，实验材料的不同之处在于，问卷第四部分自变量操纵检验和情境理解题项后增加一段《人民日报》的宣传报道作为调节变量新闻框架的主体操纵材料。国家立场框架更多地强调生育为国家带来的红利，家庭立场框架则根据当代人对生育动机的认识，主要从生育满足人们求养求安求惠需要、情感寄托需要、自我价值实现需要几个方面加以阐述[50]。材料阅读后需回答用于自变量及调节变量操纵检验和情境理解的题项，以确保被试有效接受了干预。

国家立场框架：中国的人口红利基本已经用完，老龄化加剧，用工成本上升，社会保障压力大，劳动力数量相对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迅速减少，以及随之带来的养老成本上升和税收增加……说白了，生娃与否已经不再是个人家事，而成为了能够推动国家发展的国家大事。生育孩子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意义。不想生育只是很多人面对巨大现实压力而做出的被动选择。过去，中国依靠庞大的人口红利实现了大发展；现在，面对低生育率，每一个普通人体现爱国精神的时候到了!

家庭立场框架：生儿育女是每个人的人生大事。生育子女可以享受产假、陪产假，获得国家发放的生育津贴，报销相关生育费用。更重要的是，子女的陪伴与赡养帮助我们在年老时多一重生活的保障，子女为家庭补充劳动力的同时亦能增加收入。此外，参加与子女有关的社交活动、借助子女的声望有时还可提高父母自身的社会地位。子女承欢膝下，共享天伦之乐，有利于促进家庭和谐。养育孩子可以视作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方式，是爱情的结晶与生命的传承。家庭要幸福，孩子不可无!

3.变量测量

政策框架、生育意愿、控制变量的测量同实验1。新闻框架一个题项，用于调节变量操纵检验，“您认为上述生育政策的宣传主要是站在哪个角度” 0分表示站在有利于国家发展的角度，10分表示站在有利于家庭幸福的角度，5分表示中立。

（二）结果与分析

1.数据检查

通过Harman单因素检验来排除共同方法偏差[49]。将除检验问题外的所有变量放入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贡献率为23.494%，未超过40%，因此认为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政策框架和新闻框架操纵的有效性通过比较得失两种框架和立场两种框架下检验问题的分数来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得而不失框架组的分数（M=5.56，SD=2.311）显著低于失而倍得框架组的分数（M=6.41，SD=2.324），t（430）=3.786，p<0.001，Cohen's d=0.366，95%的置信区间=[0.175，0.557]。国家立场框架的分数（M=3.07，SD=2.830）显著低于家庭立场框架的分数（M=5.26，SD=3.262），t（430）=-7.467，p<0.001，Cohen's d=-0.721，95%的置信区间=[-0.916，-0.525]。因此，本实验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操纵有效。

2.描述统计与变量间相关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理想子女数差值与政策框架（r=0.096，p<0.05）、新闻框架（r=0.208，p<0.001）及两者的交互项（r=0.329，p<0.001）显著正相关。与此同时，理想子女数差值还与被试的婚姻状况（r=0.097，p<0.05）、政治面貌（r=-0.120，p<0.05）、职业（r体制内=0.115，p<0.05）和家庭总收入（r=0.174，p<0.001）显著相关，后文将四者作为控制变量进入回归模型，进一步揭示其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

3.新闻框架对框架效应的调节

为验证假设2，检验新闻框架对政策框架影响生育意愿的调节作用，以理想子女数差值为因变量，政策框架和新闻框架为自变量，通过双因素方差分析，探讨（得而不失框架vs.失而倍得框架）×（国家立场框架vs.家庭立场框架）实验条件的交互影响。表2显示，在不考虑其他变量干扰的情况下，政策框架对理想子女数差值的影响显著（p<0.01），新闻框架对理想子女数差值的影响显著（p<0.001），两者的交互项也显著（p<0.001），即主效应和交互效应均显著。

进一步对交互作用进行效应大小（effect size）的比较[43，51，52]。在国家立场框架下，政策框架对生育意愿无显著影响：F（1，231）=0.075，p=0.784；在家庭立场框架下，政策框架对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F（1，197）=24.348，p<0.001，Partial ɳ2=0.054。换言之，在国家立场框架下，政策框架与生育意愿的关系被削弱。因此，H2初步得证，新闻框架对政策框架影响生育意愿起调节作用。

为进一步检验自变量、调节变量及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共同影响，以理想子女数差值为因变量，政策框架为自变量，新闻框架变量为调节变量，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家庭总收入为控制变量，采用OLS建模（见表2）。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241（p<0.01），而政策框架和新闻框架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新闻框架变量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相对于国家立场框架，家庭立场框架能显著强化政策框架对理想子女数差值的影响（见图1）：国家立场框架下，受到得而不失框架刺激的被试的理想子女数差值（-0.130）平均比受到失而倍得框架（-0.101）刺激的低0.029；家庭立场框架下，受到得而不失框架刺激的被试的理想子女数差值（0.506）平均比受到失而倍得框架（-0.026）刺激的高0.533。图1还隐含了另一层含义：相比于得而不失政策，失而倍得政策更符合人们所认为的“国家意图”，因此在国家立场框架下，其对生育意愿的消极影响反而更小。假设2得证：相较于国家立场框架，家庭立场框架下政策框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强。

第二，婚姻状态的回归系数为正（p<0.05），说明相对于未婚群体而言，已婚或离异人群的理想子女数差值更大，生育意愿更积极。在职业方面，体制外人员的回归系数为负（p<0.05），说明相对于学生群体而言，体制外人员的理想子女数差值更小，生育意愿更消极。家庭总收入的回归系数为正（p<0.01），说明随着家庭总收入的提高，理想子女数差值也变大，即越富裕的家庭生育意愿越积极。这与实验1结果相反（见表1）。这说明，人口学变量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是复杂的，需要更精确地考量。

五、总讨论

（一）政策框架主效应——“落袋为安”

实验1中政策框架对生育意愿的积极影响得到验证，即相对于失而倍得框架，受到得而不失框架影响的人们生育意愿更高，这一因果机制体现了保守者的风险规避。预期理论指出，人们总是依据一个中性参照点将决策中的选项编码为获得和损失[53]，并且相对于等量的获得，表现出对等量损失更加敏感。得而不失框架中“一次性申领生育补贴”是对“得”的强调；而失而倍得框架中“先缴纳生育基金生育后返还生育基金并领取”明显突出了“失”为前提，尽管最后获得的实际收益是相同的，过程中的“损失”感使得被试产生较为谨慎的损失规避行为，更青睐得而不失框架下的政策表达，因此在得而不失框架下的生育意愿更为积极。

“程数说”也可为框架效应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提供新的注解。程数（route）被定义为同一拥有物（可见或不可见）经过拥有者的次数，即该拥有物的所有权变更次数[54]。得而不失框架“一次性申领正常工资外的生育补贴”属于传统损失规避研究中“单程”（one-route）获得的类型——从无到有；而失而倍得框架“先缴纳生育基金生育后返还”的过程与退税情境相类似，属于“三程”获得的类型——从有到无再到有，即获得工资→缴纳生育基金→再获得生育补贴的三程获得。程数不同，其引起的心理感受强度也不同；与三程获得相比，单程获得下的损失规避系数更大，损失规避程度更高[54，55]。为规避损失，相较于三程获得，人们的生育意愿在单程获得的情况下得到了提升。

（二）新闻框架的调节——“家庭导向”

实验2的结果表明，相比于国家宣传立场，家庭宣传立场能够显著地强化框架效应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政策框架与新闻框架的交互效应显著但主效应不显著，可以认为，新闻框架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策框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但新闻框架与政策框架共同对生育意愿产生作用。这一结果恰说明了助推的有效性严重依赖于边界条件，故实施起来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56]。

新闻框架是一种传播框架（frame in communication）或媒体框架，是媒体在向受众传播某一议题时所使用的措辞、形象、短语和表述风格[57]。比起稍显晦涩且距离人们现实生活更远的政策框架，新闻报道显然是更通俗易懂的，其宣传立场也容易判断。自我卷入（ego-involvement）程度可以调节公众对信息的加工水平、对信息的持续关注以及后续的行为决策[58]。相比于国家立场框架，家庭立场框架强调个人求养求安求惠需要、情感寄托需要和自我价值实现，其自我卷入程度更高。因此在家庭立场框架下，生育于“自我”而言被认为是重要的、有意义的和相关的，更容易产生共鸣，生育意愿也就更容易受到影响。

心理阻抗理论也可用来解释这一结果。个体总是期望在做某件事情时能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而当个体感到他的任何自由行为被禁止或威胁时，会增加受限选项的吸引力，唤醒一种动机状态，即心理阻抗（psychological reactance），也称心理抗拒[59]。“生孩子是爱国”单纯地从国家立场出发，容易使公众认为自己“不生孩子”的自由受到限制，自主权受到威胁，从而唤醒心理阻抗，使得人们去对抗这类官方的、主流的宣传口径，间接助长了不生孩子的动机。

可见，政策自身与宣传立场的匹配是必要的。

（三）人口学变量的影响

婚姻状况、职业和家庭总收入这三个人口学变量在回归方程中有显著影响，在此进行简单讨论。在婚姻状况方面，青年是否进入婚姻，其所面临的生育问题现实处境也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生育意愿[60]，因而相对于未婚群体而言，已婚或离异人群的生育意愿更积极。在职业方面，体制外人员尤其是体制外的职业女性面临的生活与工作压力远大于学生群体，因而相对于学生而言，考虑到职业生涯、现时幸福损耗和未来预期收益的影响[61]，体制外人员的生育意愿更消极。在家庭总收入方面，由于本研究的两个调查实验是相互独立的，因而家庭收入两个截然相反的回归结果也说明了收入对生育意愿影响的复杂性。实验1的家庭总收入结果与经典的成本效用理论相同，即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生育意愿会降低[62]。实验2的回归结果与前者相反，家庭总收入越高，生育意愿越积极。一方面，可能是由于30岁以下的青年被试达90.7%，这也印证了风笑天对青年（18-28岁）生育意愿的研究结论：高收入青年的生育意愿显著高于中低收入青年[60]。另一方面，实验2中有87.3%的被试学历为本科及以上，较高收入和较高受教育程度的被试生育意愿更为积极可能与他们生育观念中更不重视子女的物质回报有关，可称之为“教育的收入效应”[63]。这一结果亦说明，人口学变量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是复杂的，需要更精确地考量。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实验1通过对政策框架的操纵探讨了框架效应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实验2引入新闻框架这一调节变量探讨了新闻框架对政策框架和生育意愿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的两个假设均得到验证：（1）政策框架影响生育意愿，相较于失而倍得框架，得而不失框架下生育意愿更加积极。（2）新闻框架调节政策框架与生育意愿的关系，家庭宣传立场相对于国家宣传立场，能够更显著地增强政策框架对生育意愿的作用。此外，婚姻状况、职业和家庭总收入这三个人口学变量也对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

本文的最大贡献是首次尝试利用框架效应的原理，结合政策框架和新闻框架来探索生育意愿的助推机制；概括出“落袋为安”的政策框架效应与“家庭导向”的新闻框架作用。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应用层面上，都是对现有生育意愿研究和框架效应研究的拓展；能够较好地体现出“行为公共政策”研究及实践中整合宏观（即生育政策）与微观（即生育行为）的最新趋势[11]。

研究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尽管本文验证了信息框架“助推”对生育意愿的积极影响，但生育意愿不等于实际的生育行为。即便是对于生育意愿，“助推”之法也不止框架效应这一种。因此，需审慎看待研究结果。未来研究可以通过更完善的设计进一步探讨框架效应对生育行为的直接作用，也可以继续探索其他的助推策略（如默认效应）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第二，本研究对于生育意愿的测量指标使用的是“理想子女数”，未来研究可以补充“期望子女数”以及“打算生育子女数”等相关指标，完善生育意愿的指标体系。

本研究对完善人口政策和其他领域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得失框架的使用可视为经典型助推，新闻框架的使用则属于“教育性助推”；相比于立足重塑选择架构的典型助推，教育性助推试图利用提示信息来改变人们的行为[8]。二者共同构成了区别于经济税收或行政法令等传统政策工具的新手段，只要经过合理设计，双管齐下的效果更加明显。生育政策调整乃事关全局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一。基于信息框架效应的助推，政府可以考虑通过让福利“落袋为安”与制定“家庭导向”的生育政策设计来提升全社会的生育意愿。

首先，利用框架效应改变政策表达。应突出《关于全面推进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的意见》中生育保险和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简化参保手续、消除政策障碍、提升管理服务能力的正面获益特性。对于传统的生育保险、生育津贴的政策表述也需要从得而不失框架入手强调生育保险给育龄人群带来的获得感。此外，还可以更灵活地设计生育津贴给付方案，通过框架描述，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需注意的是，框架效应的影响力并不局限在普通民众；就连经验丰富的公共管理者在进行政府绩效评价时，也深陷于此[64]。因此，政策制定者在善用框架效应的同时，自身也要避免被其左右。

其次，恰当选取宣传立场，影响人们的行为。主流媒体的宣传报道要格外重视宣传立场的选择，鼓励生育应当更多地从民众个体及家庭的角度出发，强调生育带给育龄人群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提高民众对政策参与的自我卷入度。创造大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和话语体系，使得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生娃可以带来经济保障、精神传承”等观念，行之有效地“助推”生育意愿。与此同时，应当尽量避免类似实验材料所用 “为国生娃”的宣传报道，以免引起受众的心理阻抗，激发出个体的逆反行为，即“国家要我生我偏不生”。再者，政策自身与宣传立场的匹配也能事半功倍。

总之，以助推为代表的行为科学手段因其具有成本低、情境适应性强并且容易实施的优点，可有效弥补现有政策工具的不足，实现“以小拨大”[11，65]；目前已经在养老、健康、医疗、就业、交通、环保、教育、扶贫等民生领域大显身手[8，18]。随着后疫情时代的经济缓慢复苏，政府财政资源有限，决策层会愈加重视政策干预的成本收益[66]。我们有理由相信，行为助推在公共政策实践中的运用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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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瑛